1933年，一士兵打仗扛个大箱子，一路上不撒手，张自忠好奇问到：“你扛得什么？”士兵说：“不知道，我见鬼子宁死不放手，就扛了回来。”张自忠打开后说：“这回你可立了大功，赏你8000大洋！”
1933年春，喜峰口，硝烟还未散尽，山谷里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，烧焦的荒草在风中蜷成黑色的碎屑，长城垛口被炮弹啃得豁了口，像老人残缺的牙齿，兀自咬紧山河。
李大兴蹲在尸堆旁，目光被一个死去的鬼子死死黏住。那鬼子仰面倒在碎石间，胸口一个血窟窿，两只手却像铁钳，攥着一个半人高的木箱子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、扭曲，像和那箱子长在了一起。
李大兴试着掰了掰，纹丝不动。他心里的倔劲儿上来了——鬼子宁死都不撒手的东西，里头准不是寻常物件。
他啐口唾沫在掌心，一声低吼，连人带箱扛了起来。那沉甸甸的分量，把脊背压成了一张弓。
踉跄走进营地时，夕阳把军营染成了铁锈色，士兵们围着篝火烤干粮，焦糊的面饼味在空气里飘。
张自忠正挨个拍着士兵的肩膀，手掌厚实，每一下都带着稳稳的力，看到李大兴汗流浃背地走来，他的目光落在箱子上：“你扛的什么？”
李大兴卸下箱子，擦把汗：“报告司令，不知道是啥。就看见鬼子死都攥着不撒手，想着肯定有大用，就扛回来了。”说得轻描淡写，像从自家地里搬了颗白菜。
张自忠蹲下身，手指拂过箱子上的血迹和铜锁，指尖触到一种冰凉的精密感，他叫来炮兵指挥官，两人合力撬开锁扣——箱盖掀开的瞬间，金属光芒在暮色里幽幽一闪。
那是一台炮测仪，镜片蒙着薄灰，精密旋钮泛着冷光，像一头沉睡的猛兽等待唤醒。
张自忠喉结动了动，猛地转身：“好小子，你可立了大功！赏你八千大洋！”这数字让周围士兵倒吸一口凉气，篝火“噼啪”炸开一颗火星。
李大兴却愣在原地，八千大洋，做梦都数不清的数字。他低头看看满是血口子的手掌，又抬头望远处被暮色吞没的长城轮廓，轻轻摇头：“司令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家里早就没人了，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这钱……留着打鬼子吧。”
篝火烧得更旺，把士兵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残破的城墙上，像一群沉默的山。
张自忠看着这张被硝烟熏黑的脸，那双眼睛里没有对富贵的渴望，只有一种灼人的东西，比篝火还烫，他没再说什么，只把手重重按在李大兴肩上，这一次，按得很久。
那台炮测仪后来在战场上像鹰的眼睛，精准捕捉敌人方位，炮弹长了眼似的砸进鬼子阵地。
而李大兴依然穿着露脚趾的布鞋，跟在张自忠身边，一步一步，走进更浓的硝烟里。
许多年后，人们或许记不住那台炮测仪的型号，记不住八千大洋的重量，但会记住，在1933年那个血色的春天，有个普通的大头兵，扛回了一个“不知道是什么”的箱子。
他不知道什么叫战略物资，只知道鬼子不撒手的东西，就一定是刺向敌人的匕首，他什么也没留下，却在长城的每一块砖缝里，埋下了一颗叫作“家园”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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